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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次中日戰爭
        ----顛覆東亞秩序,擠身強國之林    
        三回 清末中日甲午戰爭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于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才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制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并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中法和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中國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平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占領朝鮮、臺灣后,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的欲望。
          

        一、鋒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宣稱“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擴張。1870年明治維新后,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約》,第一款就說:“嗣后大清國、大日本國信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

          然而,在條約待批期間,發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風漂流到臺灣,其中54人被臺灣土著(即“原住民”)殺害,其余由清政府護送回國。當時的琉球是清朝附屬國,對此并未提出異議,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國換約,從清政府邸報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國報告,一面到總理衙門交涉,試探清政府對琉球、臺灣的態度。總理衙門回答說:“二島(指琉球、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固在于我。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這本來說得很好了,偏又畫蛇添足地說:“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窮治。”這下叫日本抓住個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說臺灣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國領土,借口進攻臺灣。

          1874年5月,日軍在臺灣瑯橋登陸,開始了對臺灣的進攻。對日本來說,這次行動相當冒險,不僅當時中日國力懸殊,國際輿論也不支持。戰爭至8月,日軍增至3600人,但仍進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氣低落。此時日本看到勝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爭取體面地結束戰爭。

          9月日本公使來華后,先是虛聲恫嚇,后來又表示結束戰爭的“誠意”,說日本出兵臺灣費盡財力,中國也不能讓日本軍隊空手而歸,應當支付一些兵費然后日本撤兵,這樣雙方面子上都過得去。清政府覺得在戰爭中處于優勢,以賠錢來結束戰爭說不過去,而又不想為 “化外生番”費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寧人,就表示可以考慮對在臺灣“被害之人”酌情“撫恤”,等于承認了賠款的原則。在10月31日簽訂的《北京專約》中,琉球人遇害寫成了“日本國民遇害”,日軍進攻臺灣寫成了“保民義舉”,中國以“撫恤”名義,賠償白銀五十萬。《北京專約》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據,1879年4月,日本占領琉球,更名沖繩縣。

          擺弄完臺灣后,又開始擺弄朝鮮。當時的朝鮮仍處于封閉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產力落后,國內政局飄搖,靠清王朝的支持茍安一時。

          明治維新后,日本開始加強發展在朝鮮的勢力,并通過外交手段,力爭使朝鮮脫離清政府控制,成為“獨立國”。由于沒有足夠的實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國忙于中法戰爭之際,駐朝公使竹添策動親日的“開化黨”政變,12月4日一夜間推翻了保守派政權。次日,國王下詔革新政治,建立了開化黨政府。保守派連忙請求清軍支援,于是,袁世凱以保護朝鮮政府為名,率兵二千聲討亂黨,12月6日攻入王宮。竹添寡不敵眾,自焚使館,連夜潛逃。動亂中開化黨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殺。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報,立即派外務大臣率大批軍隊入朝,清政府也派了欽差大臣帶了陸軍和軍艦到朝鮮。對峙中日本感到軍事準備不足,因此并沒有采取軍事行動,轉而運用外交手段。當時日本不少人主張趁中法戰爭之機迅速發動對華戰爭,但以伊藤博文為首的一派人,考慮到日本國力,特別是軍事力量不足,主張“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積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為特派全權大使,到中國談判朝鮮問題。談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國相要挾,后來李鴻章大怒道:“朝鮮事,中國并未辦錯,其錯處全在竹添;若因此決裂,我惟預備打仗耳!”盡管這樣,糾纏多日后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
          條約簽訂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總領朝鮮事務,加緊控制朝鮮。而日本則加強經濟滲透,并且加緊擴軍備戰,等待時機。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風浪不興,但形勢正在悄然變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著中國。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進呈的清軍調查報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軍制,如果仿效歐洲,則平時可征兵425萬,戰時可達850 萬人之多。所以他認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斗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在1890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七艘,共二萬七千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五艘,共一萬七千多噸。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六萬三千名常備兵和二十三萬預備兵的陸軍,和排水量七萬二千噸的海軍,超過了北洋海軍。

          而在此期間的清政府,看到經過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在一系列的軍事對抗中,已經不象鴉片戰爭時那樣,洋人幾艘炮艦就應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飄飄然。又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意識到西方人并無意吞并國土,只是想在貿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軍備意識。雖然說最近幾年東鄰日本的一些動作,使人隱約感到將來會是個麻煩。

          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后,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只,艦齡漸漸老化,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動遲緩。1891年以后,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這倒不是因為軍火工業實現了國產化——錢被慈禧拿去修頤和園了。慈禧說,光緒1875年登極時年幼,我不得不垂簾聽政,到1886年改為“訓政”,1889年“歸政”。我什么都不過問了,修修花園養老還不行么?與明治天皇相比,對照何其鮮明!
          

        二、風云乍起

          1894年,農歷甲午之年,機會終于來了。朝鮮的封建王朝,積弱多年,國家日益貧困,內亂不斷。是年2月,“東學道”在南部的全羅道發動了農民起義,星火燎原,勢不可當。朝鮮政府幾次商議從中國借兵,但顧慮到日本若借機出兵,局面會難以收拾,所以議而不決。到了6月1日,東學道攻克全羅道的首府全洲,軍鋒直逼漢城,京城震動。至6月3 日,終于下決心請求袁世凱出兵。袁世凱接到電文,立即向李鴻章請示派兵。

          按照《天津條約》,中國向朝鮮派兵,則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凱對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認為,即使日本以護衛使館出兵,也不過數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煩。

          其實,日本一直密切關注著朝鮮局勢的發展。到了6月2日,日本判斷韓王必將向中國求助,連忙派人向袁世凱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無它意”,極力慫恿袁世凱出兵。當天夜里,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內閣會議上提出,雖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應作好迅速出兵的準備。會議據此作了出兵的決定,但表面上卻不動聲色。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也被蒙蔽,在給清政府的電報中認為,日本議會正在爭執不休,絕無對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決心。李鴻章當即命令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派濟遠、揚威二艦開赴仁川口,與先期到達的平遠合為一小隊,以觀形勢。

          6月3日,袁世凱正式通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朝鮮已正式向清政府請求派兵,6月4 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國度假的駐朝公使大鳥發出訓令,要求他一旦確認清政府向朝鮮派兵時,日本應立即出兵。6月5日,日本議會通過了關于日本出兵朝鮮致中國的照會,同一天成立了戰時大本營。6月6日,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照會陸奧宗光,告知中國政府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帶兵赴朝鮮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6月7日,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聲明根據《天津條約》,日本將出兵朝鮮。同日,日本外務省照復汪鳳藻:“查貴國照會中有‘保護屬邦’之語,但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為“屬邦”二字,雙方激烈辯論。對此,李鴻章態度很堅決,電告汪鳳藻:“文內‘保護屬邦舊例’,前事歷歷可證,天下各國皆知。日本即不認朝鮮為中屬,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亂其例。故不問日之認否,礙難酌改。”

          清軍分三批渡海,共計2465人,自6月6日下午6時起,至6月25日全部到達朝鮮牙山。同時又派了北洋水師的超勇艦前往保護,恐其力量單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揚威艦赴牙山,留濟遠、平遠二艦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鮮西海岸,仁川港向約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則是漢城的門戶。)

          6月7日,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急電李鴻章,告知大鳥帶兵乘軍艦八重山赴韓。袁世凱也電告李鴻章:“大鳥來,慮生事”。6月8日,日軍開始出動,6月10日起,日本運兵船絡繹到達朝鮮。大和、筑紫、赤城三艦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測牙山。至16日,日本海軍共出動了松島、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艦,載陸軍約 4000人、陸戰隊500人入朝,兵力達到赴朝清軍的二倍。

          6月8日,日本駐韓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鮮,日本將派兵。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當即強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陸,談判歷經兩個多小時,趙秉稷說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軍停止登陸,日方則斷然拒絕,聲稱:“貴督辦雖千言萬語重復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認定其為必要,則不能聽從尊說。”當天下午,趙秉稷再次正式照會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結果再次遭到拒絕。6月10日,大鳥率兵入京,朝鮮政府得知后,又趕忙派代表前往勸阻,也被大鳥拒絕。當天午后,大鳥帶領海軍陸戰隊420人,野炮4門進入漢城。

          與此同時,朝鮮政府見東學黨人勢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為招撫。太原總兵聶士成的清軍先頭部隊910人到達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帶著翻譯前往全州招撫。東學黨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項停戰條件。朝鮮政府見日本大軍入境,知道大麻煩臨頭,希望早日平定東學黨之亂,好讓中日兩國撤兵。6月11日朝鮮政府接受了東學黨人的條件,簽署了停戰協定。12日,東學黨人退出了全州。(注:東學黨人后來并未解散,到了11月下旬,日軍大舉進攻,月余平定。)

          朝鮮東學黨之亂解救了伊藤內閣。當時由于日本經濟危機,伊藤內閣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內閣總辭職,要么解散議會的境地。伊藤博文已決意采取后一手段。清軍出動的消息傳來,內閣的緊急對策贏得了天皇和議會的認可,國內政治危機因而緩解。

          6月11日,大鳥致電外相陸奧,說朝鮮局勢已趨平靜,出于外交考慮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12日主動拜訪袁世凱,開始談判撤兵。同時,朝鮮政府先后照會了日本和中國,要求撤軍。在各方外交壓力下,撤軍談判開始比較順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13日陸奧復電,指示大鳥設法拖延撤軍,等到政府想出對策。因此在15日繼續談判時,大鳥提出暫緩撤兵的兩點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沒干就回國,不僅極不體面,而且政府在國內難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國,害怕受到欺騙。

          在此同時,伊藤與陸奧終于商議出了一個對策。16日陸奧約見汪鳳藻,提出兩點方案:第一,由中日兩國共同出兵鎮壓叛亂;第二,叛亂平定后,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內政改革。這意味著在今后朝鮮政府中,日本將與中國取得平等的參政地位。汪鳳藻當場拒絕,認為中日都不應該干涉朝鮮事務。李鴻章也指示袁世凱“任他多方恫喝,當據理駁辯勿怖”。17日李鴻章又在會見日本駐天津領事時表示“國際事務,本皆依條約及國際公法之規定外無他。日本與朝鮮締約時,視朝鮮為獨立國家。但此次陸奧氏提出之有關議案,實難以理解其有絲毫道理”,因此“絕不能同意陸奧大臣之設想”,如日本“欲強遂之,除訴武力外無他”。

          李鴻章在與總理衙門商量后,6月21日電令汪鳳藻照復日本:“一、韓亂告平,已不煩中國兵伐剿,兩國會剿之說,自無庸議;二、善后辦法,用意雖美,只可由朝鮮自行厘革。中國尚不干預其內政,日本素認朝鮮自主,尤無干預其內政之權;三、亂定撤兵,乙酉年兩國所定條約俱在,此時無可更議。”理直氣壯,義正辭嚴。

          此時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樣,用幾句強硬的外交詞令就能嚇回去的了。進入朝鮮的日本海、陸軍已占了壓倒優勢,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6月21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繼續向朝鮮派出第二批部隊,并單獨促成朝鮮政府的內政改革。22日,日本照復汪鳳藻,強硬地表示:為了保護日本在朝鮮的利益,防止該國日后的變亂,“我斷不能撤現駐朝鮮之兵”。這個照會被日本人稱為“對中國的第一次絕交書”。同日陸奧電告大鳥:“中日兩國之沖突,終于達到不可避免之時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鳥“立即向朝鮮政府提出改革建議,不必顧及朝鮮政府之聽從否。”

          大鳥接到訓令后,決定首先向朝鮮政府出示6月6日中國給日本照會的抄件,問朝鮮是否承認“保護屬邦”四字:若朝鮮回答其為主權國家,則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鮮主權的說法,朝鮮有義務及時將其驅逐出去。若朝鮮無力自行驅逐,則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鮮承認是中國的“屬邦”時,則可指責其違背了日韓友好條約的規定(因為條約中日本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應當為十幾年來的欺騙行為向日本謝罪;又若朝鮮聲稱雖然自古以來被稱為中國“屬邦”,但內政、外交完全自主時,日本則可提出:平定內亂屬于內政,指責清兵借“保護邦屬”派兵是干涉朝鮮內政。不愧是資深外交家。

          這個照會于6月28日向朝鮮政府發出,限29日前答覆。朝鮮一時不知所措,到了2 9日杳無音信。30日,日本代表上門催促,朝鮮外務督辦無奈回答說:“朝鮮從來就是自主的國家,清國對我作何等稱呼,系清國自己所決定,與我國無關。清兵駐在我國內,是應當時我國之邀請而來,故不能予以驅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開了這個難題。日本代表一時語塞,只得先回去報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絕交書”后,清政府最高層中主戰空氣逐漸高漲。光緒皇帝主戰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戶部尚使廡鏖翁同和、禮部尚書李鴻藻都主張開戰。6月25日,光緒皇帝諭李鴻章加緊備戰。6月29日,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向李鴻章請戰:“各艦齊作整備,候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往,并力拼戰,決一雌雄。”7月1日,光緒再次諭李鴻章備戰。

          當時,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顧慮:出兵理由不充分,對開戰后列強的態度也沒有完全弄清楚。7月初,大鳥聽到風傳清兵準備進軍漢城后,非常驚慌,準備如果對方不聽勸告就以武力制止。陸奧外相連忙回電說:“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國正在兩國間進行斡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可使用武力。”

          英國在對華貿易中已處于絕對優勢,不希望別國來分沾;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英、法、土耳其聯軍打敗,向西南的擴張宣告失敗,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東方,從1891年開始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矛頭對準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兩國都非常關心中日糾紛,以李鴻章、慈禧為代表的一派人,主張利用各國的矛盾,通過外交手段來牽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針。這個策略在中法戰爭中收到過成效。在中外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為了能夠保持和平,爭取時間發展自己,用心可謂良苦。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慮,李鴻章失掉了一個爭取主動的機會。6月底至7月初,葉志超、袁世凱等人先后建議適當進軍,施加軍事壓力。如前所述,日本當時并未在外交上做好準備,增加軍事壓力可以給和談創造機會。但李鴻章沒有采納,他認為軍事行動會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7月10日,駐朝清軍又建議撤兵回國,以在政治上爭取主動,而李鴻章又沒有采取行動。

          6月22日兩國互致態度強硬的照會以后,中日的和談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間,李鴻章先后于6月20日、7月1日向俄、英兩國請求出面調停,兩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都向日本提出過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準備,向兩國保證中日沖突不會影響他們的利益,又看準了兩國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盤,因而軟硬兼施,說如果對方硬要干涉的話,“日本將不惜舉國化為焦土拚死抵抗”。這樣,兩國對調停就沒有了積極性。特別是俄國,剛在新疆吃了苦頭,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來中國也費勁。

          史學家認為,6、7月間李鴻章過于倚靠外交手段,并寄希望于英、俄的調停,而沒有看到外交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從而導致喪失主動,這是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中的最大失誤。但我個人認為,當時的事情,后世看來洞若觀火,設身處地時卻是很難判斷的。增兵確能施加壓力,但那時日本已經相當強大,如果不買帳,則自己在外交上也是很被動的;撤兵是能避免戰爭,但這意味著放棄朝鮮,繼而東北大門將受到威脅,后果不可預料。萬一日本根本打不過中國,豈不遭后代唾罵為“賣國”?(就是這樣還被后來的腐儒們罵得狗血噴頭哪。)

          日本加緊外交攻勢。在“屬邦”問題上碰壁后,7月3日大鳥向朝鮮外務督辦正式提出內政改革綱領。改革綱領的內容主要是促使朝鮮向現代化制度過渡,并使日本在朝鮮取得與清朝“略同”的地位。如果不論其對于朝鮮內政的干涉,其內容若被采納,對朝鮮應該說是積極的。可是朝鮮政府內保守勢力強大,滿朝文武對此提案一片反對聲,但又不敢明確向日本提出反對,不得已成立個“改革調查委員會”,企圖敷衍了事,蒙混過關。那大鳥何許人?一眼就看穿了這個把戲,在7月10日又向朝鮮“改革調查委員會”提出具體實施方案,限期明確答復,并準備了如方案被拒絕時應采取的手段。

          朝鮮政府受逼不過,7月14日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復函大鳥說,日本的提案違背日朝之間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則,如果接受,則各國必定“紛紛恣意提出要求,則有傷朝鮮自主之體面”,還望日本撤兵為盼。

          與此同時,在英國主持下,中日之間的談判表面上也在進行。7月7日、9日,總理衙門與日本代表小村壽太郎舉行了兩次會晤,中國堅持兩國同時撤軍再談朝鮮問題。小村認為這表明清政府缺乏誠意,憤然離席。陸奧外相得知消息,高興地說:“該仲裁之失敗,令我國在將來之行動上漸得自由,寧可為喜。”與伊藤商量后,陸奧指示小村在7月14日向清政府提出照會:“近聞駐京英國大臣顧念睦誼,甚愿日清兩國言歸于好,出力調停等語。但清國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無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開,總而言之,清國政府有意滋事也。則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

          這個照會被陸奧稱為“第二次絕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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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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