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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文獻資料
        比諸葛亮和周瑜加起來都可怕,曹操:火燒赤壁?我是敗給了瘟疫!

        編者按: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樣一條新聞,某獸醫研究所的96名師生都感染了一種被俗稱為懶人病的步病。這種傳染病其實在牧區很常見,所以筆者也從來都那些所謂“自家羊擠的天然奶”敬而遠之。其實,大規模人畜混雜,傳染病暴發的幾率是很高的。而古代的軍隊就屬于這種態勢,比如著名的黑死病,就是蒙古軍隊傳播到西方的。那么歷史上那些傳染病有多大威力呢?

        由于古代的醫療條件有限,流行性疾病時常爆發,它包括了一些具有傳染性或流行特征而且傷亡較嚴重的一類疾病,也包括了非傳染性的流行性疾病。由于不能很好地針對這些疾病采取措施,往往一場地區性流行性疾病的爆發就會造成大量的病患乃至于病死者,而軍隊有時也會因為人員的密集而成為流行性爆發的重災區。古代疫病的別稱繁多,各類疫、瘴等一般都指疫病,其中雖同時包含了具有傳染性的疾病以及不具有傳染性的疾病,但基本上都具有著流行性這一根本特征。史書中記載的疫病爆發的情況數不勝數,而這些爆發疫病的地區大多集中在人員相對密集的城市、難民集群以及軍隊之中。其實相對而言,游牧民族接觸傳染病的機會更多,但由于其缺乏史料記載,所以我們基本上只能著眼于中原王朝的相關歷史記載。

        兩漢時期,軍中疫病時常發生。如在公元前181年,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其時高后呂雉遣將軍周侯灶前往御敵,但漢軍到達陽山嶺時,“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嶺”(《漢書·卷95》);王莽篡位奪得政權以后,將鉤町王為貶為侯位,鉤町王故而起兵反擊王莽,天鳳二年(15年)王莽遣平蠻將軍馮茂出兵前往鉤町王統治下的益州,但漢軍“疾疫死者什七” (《漢書·卷95》)。

        ▲王莽畫像

        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十七年(41年),交趾發生動亂,光武帝以馬援為伏波將軍,率兵前往鎮壓嶺南動亂。至建武二十年馬援回朝之時,“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至建武二十四年,馬援受命征討武陵五溪蠻夷,“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后漢書·卷24》)。桓帝延熹五年,西北反叛朝廷的羌人勢力增大,引起朝廷擔憂,故而以皇甫規前往平叛,行至隴右地區時“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后漢書·卷65》),若非皇甫規想盡辦法安撫軍心,東羌叛變只怕會愈演愈烈。

        ▲劉秀的影視形象

        西漢和新莽歷時231年(前206—25),有疾疫17次,平均次年約為13.59,主要在軍隊出征時發生,而在征伐南方時尤其如此;東漢歷時195年(25—220),有疾疫34次,平均次年為5.9。東漢末年的獻帝時期戰亂不休,記載疫病發生的次數15次,其中有9次疫病發生與戰爭直接聯系(王飛《兩漢時期疫病研究》)。

        疫病在軍中爆發,常常會影響戰役的走向,甚至直接導致戰爭結果的改變。比如著名的赤壁之戰中,導致曹操徹底敗北的不僅是“火燒赤壁”,《三國志·蜀書》之中記載:“會曹公軍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而《三國志·吳主傳》中也有所描述,“公燒其余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就此看來,曹操軍的糧草后勤或許嚴重依賴于水路運輸,這次“火燒赤壁”中應有不少的船只是曹操的運糧船。火攻造成了大量傷亡,但隨之而來的缺糧以及疫病進一步造成了曹操軍隊的大規模損失。

        ▲電影《赤壁》海報

        隋文帝楊堅于開皇十八年征伐遼東,“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北史·卷71》)。當然,此時兩部史書的記載十分有趣,《北史·卷11》記載此次軍中因疫病“死者十二三”,而在《隋書·卷2》中卻為“死者十八九”,出入很大。無論如何,此次征伐遼東的戰役也因為疫病的爆發就此失敗。

        宋太祖開寶年間曾征伐北漢,其時北漢境內已經沒有太多兵力能夠阻擋宋軍,而契丹的常備隊在被擊退以后,后續的援軍還沒能趕來。此時,宋太祖于太原城四周筑起堤壩,試圖引汾水灌太原城以擊破北漢最后的壁壘。但不巧的是,其時軍中疾疫驟然爆發,而趙匡胤又恐契丹南下援助北漢,最終被迫匆忙撤兵。對于宋太祖而言,失去了一個攻下北漢的絕好時機。

        在那個時期,流行的疫病也包括了瘧疾、霍亂、血吸蟲病等相對特殊的病癥,這些與行軍之時的秩序、衛生條件、對食物及飲用水安全的保證這幾個方面是相關的,但在此時卻常常被忽略。在流亡的災民之中這種情況甚至更加嚴重,每有旱災、饑荒爆發,往往疫病便會伴隨而至。如在西晉惠帝司馬衷在位期間(291—307)爆發的11場疫病中有9場與災旱、饑荒直接掛鉤,且主要發生在關中地區。以至于《晉書》中直接記載道:“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晉惠帝問曰:“何不食肉糜?”

        由于疫病的破壞力相當巨大,歷代在進行疫病防治上都下過不少功夫,盡管這些努力有時并不能奏效,但有一些辦法卻在實踐中被固定下來。宋代之時已經出現了隨軍的軍醫,《續資治通鑒長編》便載宋哲宗詔令:“沿邊城鎮堡寨,委本將選差醫工一人,月給藥錢八貫,遇隨軍出入,給馬一疋,二年一替,愿再留者聽。”并且無論是京師駐軍抑或地方宿衛,大體都會配備一定數量的軍醫以及同等數量的獸醫,以防范疫病在軍中爆發。

        與此同時,宋代的軍人已經基本職業化。相,除了能夠更好地維持秩序以外,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較好的衛生條件與衛生習慣。比如為了防止食物和水源遭到污染,宋代官修兵書《武經總要》之中還記載了一定的防毒、鑒別方法,對于傷患照顧、行營規范、持更休整的都有著嚴格的規定。

        盡管如此,宋代依然未能阻止軍中疫病爆發。兩宋三百余年時間里,軍中大小疫病至少發生了25起,奪去了至少數萬軍士的生命,而這些疫病大多爆發于秦嶺—淮河以南地區,一般為瘴疫(主要為惡性瘧疾),最是防不勝防(李玲《宋代軍事醫療問題研究》)。但總體來說,宋代因水源、鼠患及食物污染導致軍隊感染霍亂、鼠疫及血吸蟲病的案例較之前代似乎已經大大減少。或許正是因為對于軍中防疫的重視,此后軍中較少有大規模爆發疫病的情況。但流民卻不具備軍中的防疫常識以及相對較好的衛生、醫療條件,當發生水澇、旱災、饑荒以及疫病爆發之時,往往生靈涂炭、死傷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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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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