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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概狀——東漢后期(漢和帝至漢靈帝共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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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一一九年,西漢武帝置鹽鐵官,從豪強手中收回鹽鐵大利。這是中央集權勢力壓倒豪強割據勢力的一個重大標志。公元八八年,漢章帝死,漢和帝(十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總攬大權,事實上竇家做漢皇帝了。這是一件非常的事,不取得整個統治階級特別是豪強的默許是會發生困難的。竇太后臨朝,首先宣布“罷鹽鐵之禁,縱(任)民煮鑄”。這就是朝廷讓出鹽鐵大利來換取豪強對竇氏政權的默許。從此豪強富力大增,政治上野心也隨著加強。一向被排斥的下層豪強,現在不肯屈服了,他們很自然的要求參與政權,但做官吏卻有困難。例如富人王仲家有千金,送給貧士公沙穆一百萬錢,讓公沙穆買個官做,自己間接得些做官的好處。公沙穆決心求做孝廉,拒絕他的買官錢。王仲這一類人有了投靠宦官的一條道路,自然都成為宦官的擁護者。宦官憑借這個社會基礎,也就有了相當的力量和外戚爭奪政權。鹽鐵官的廢除,標志著中央集權勢力的削弱,豪強割據勢力的增強,同時也是東漢后期黑暗政治開始的一個信號。在這個黑暗時期里,廣大勞動人民遭受了嚴重的災難,國境內的少數族,也受到殘酷的欺壓,反抗戰爭到處發生,但都被豪強勢力鎮壓下去。東漢后期國家衰弱,豪強卻擁有堅強的武力,終于釀成東漢末年社會空前大破壞的軍閥混斗。

          竇憲得政權后,竇家的大批徒黨都做了朝官和地方官,最小的也得做個縣令。這些徒黨們盡量搜刮民財給竇憲送禮報恩。竇家又養了許多刺客,迫害比較正直不肯附從的官僚集團中人。公元九二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竇憲,竇家黨徒全部革官下獄治罪。鄭眾因功封侯,宦官從此參與政事。

          一○五年,漢和帝死。一○七年漢安帝(十三歲)繼位,鄧太后臨朝。鄧騭(音至zhì)輔政。鄧太后從竇家的失敗里取得了一些經驗,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她又授權河南尹、南陽太守(洛陽、南陽是貴族集中地)等重要地方官嚴格管束鄧家人和鄧家的親戚賓客。這些人犯罪,地方官有權懲罰他們。她又表揚儒學,尊禮三公,使鄧騭薦舉名士楊震等多人,把官僚集團吸引到外戚方面來。鄧太后這樣做,地位算是鞏固了。一二一年,鄧太后死,漢安帝結合一部分宦官起來殺逐鄧家人。新得勢的宦官引用失意官僚與下層豪強做官,作為自己的徒黨。楊震一派鯁直的官僚認為“白黑混淆,清濁同源”,堅決抗議。所謂白清,就是按正途仕進的士人,所謂黑濁,就是無權做官的微賤人。從此外戚與宦官的沖突以外,又加上清流與濁流的沖突。楊震被迫自殺,更加深了清流對濁流的仇恨。

          一二五年,漢安帝死,幼童北鄉侯繼位,閻太后臨朝,閻顯掌大權,殺逐漢安帝寵信的宦官。閻家專權不過幾個月,北鄉侯病死。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殺閻顯,立漢順帝(十一歲)。十九人都封了侯,宦官勢力又大進一步。他們得兼做朝官,得傳爵給養子,并得薦舉人做官。從此下層豪強不合法的仕進變為合法的仕進,“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大大激怒了士人。李固一派比較鯁直的官僚依靠梁皇后家,企圖和宦官對抗。

          一四四年,漢順帝死。一四六年,漢桓帝(十五歲)繼位。梁太后臨朝,梁冀掌管朝政。梁太后從外戚的失敗里取得了更多的經驗,她并用外戚和宦官,又表揚儒學,招募太學生多至三萬余人。她殺逐李固為首的鯁直派官僚,引用以胡廣為首的典型官僚。胡廣是官僚集團的代表人物。他與宦官通婚姻,又與名士相交結,薦舉陳蕃等人。當時諺語說“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意思是胡廣熟悉典章有辦事經驗,柔媚謙恭能不抵觸任何人。梁太后選用這一派官僚,使三個集團各行其事,取得相當的均衡,梁家政權因此保持了將近二十年。

          一五九年,漢桓帝結合一批宦官殺梁冀。又殺梁家重要徒黨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郡太守凡數十人,斥逐次等徒黨三百余人,朝官幾乎空了。這幾百個徒黨獻給梁冀和梁冀自己直接搜括來的贓物,被朝廷沒收后,官賣得錢三十萬萬。官賣價當然比實在價低,梁冀財產實際上應超過三十萬萬。加上梁冀一家人二十年來無限奢侈浪費的財物,再加上幾百個徒黨家的巨大贓物,總數真是駭人。從這個駭人的總數里可以想見勞動人民遭受到怎樣可駭的剝削。梁家贓物很快就賣出了,收買的人無疑是宦官和有勢力的貴族,他們擁有極大的贓錢,也就可以想見。

          梁冀結交梁太后寵用的宦官,凡宦官家子弟徒黨都薦舉做地方官。名士出身的鯁直派官僚朱穆,某次被任為冀州刺史。冀州共有一百個縣,聽說朱穆快要到來,掛印逃避的縣官就有四十多個;恃勢不避,被朱穆拘捕治罪的又有多人。從上述事例看來,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黨,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黨,留給官僚集團的道路是不寬的。那些鯁直派官僚當然感到不滿,企圖仕進的士人更是無路可走。這種情形,迫使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結合起來,聯絡外戚來反對宦官。

          朱穆因得罪宦官,被漢桓帝逮捕下獄。劉陶為首的太學生數千人到宮門外上書訴冤,說: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太學生斥責宦官“噬食小民”,固然是出于義憤,但梁冀罪惡并不比宦官輕多少,太學生卻一句話也沒說,足見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于反對宦官侵奪仕路,反對下層豪強公然做官。

          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后至一六七年漢桓帝死,八九年間宦官勢力幾乎達到獨霸政權的地位。以前宦官徒黨多做地方官,現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縣官,現在做州刺史郡太守了。內外重要官職多被他們把持著,官僚集團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狹窄了。鯁直派官僚、名士、太學生以及地方官學生、私門學生結成廣泛的士人集團,以宦官“虐遍天下,民不堪命”為理由,展開了士人、宦官間的斗爭。

          鯁直派官僚大都是名士出身。有些人已經做了大官,仍保持名士身分。如李膺做河南尹,與名士郭泰等人交結,被士人推為名士的首領。當時名士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們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絕征召一次,他們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們認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雖然不做官,他們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抵得一個大官。這一類人數最少,郭泰是著名的代表。第二類是言行剛勁疾惡如仇的名士。他們依據儒學的道德標準,實行了孔子“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格言,認為善的人,互相推薦標榜,自然結合成一類,認為惡的人,不分輕重,一概深惡痛疾,只想殺逐他們。這是宦官政治激發起來的一種憤怒反抗。他們的行動是勇敢的,但絲毫也不能削弱宦官勢力。這一類名士,是統治階級中的鯁直派,也是抱有正義感、對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士人中卻起著倡導作用。范滂是著名的代表。第三類是迎合風氣的名士。這一類人數最多,是第二類名士得勢時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補者。例如張儉激昂地毀滅宦官侯覽的家園,名聞天下。后來漢靈帝殺黨人,張儉逃難,連累了許多隱藏他的人。張儉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讓成千的人破家滅族來替死。黨禍解除后,張儉回家過著富裕生活,活到八十四歲,再也不敢說一句反對宦官的話。又如黃允,不就官府征召。大官們想見他,黃允自稱養病,不見賓客。大官們派遣親信人早晚到門上問候病情,也拒絕不見。黃允被認為清高士,聲名極大。司徒袁隗是一個典型的大官僚,慕黃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給他。黃允聽說,托故逐走妻夏侯氏。夏侯氏大會親族,當眾宣布黃允隱惡事十五條,不過十天,黃允逃出洛陽,不再是名士了。黃允只是名士中不幸被揭露的一個,幸而不被揭露的名士,當然多得很。太學名士極大部分就是張儉、黃允一類的名士。

          太學生三萬余人,郭泰、賈彪為首領。郭泰等人結合陳蕃、李膺等鯁直派大官僚,評論朝政,褒貶人物,公卿大臣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惡評。州郡都有官學,太學生與州郡官學生互通聲氣,形成一個全國范圍的政治團體。宦官和他的徒黨無論在宮內、在朝廷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擊。一六六年,漢桓帝指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為黨人,下獄治罪。這些黨人項頸、手、足加上所謂“三木”的刑具,頭被一種東西蒙蓋著,一個挨一個的受獄吏慘毒的拷打。漢桓帝皇后的父親竇武,向來用財物結交太學生,頗得好評,這時候出面勸漢桓帝釋免黨人。宦官也不敢過度得罪士人。一六七年,漢桓帝赦黨人回家,禁錮終身,不許再做官。

          這是第一次黨錮之禍。從這次黨禍里,顯示出統治階級三個集團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原來在政治上有極大勢力的外戚集團,自梁冀失敗以后,政治勢力和社會影響都降落了。象竇武那樣的貴族,也要裝出樸素生活來接近太學生。這說明外戚已經削弱到不能代表上層豪強。代表下層豪強的宦官集團,社會地位極低,雖然政治上有極大權力,精神上卻感自卑,以獲得名士們的一些禮遇為榮幸。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見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圖使自己士人化。宦官集團得勢是暫時的,它所代表的下層豪強,極小部分轉化為士人,大部分仍被看作無權做官吏的微賤人。原來代表中小地主以舉孝廉為最好出路的士人,其中很多人因仕途順利上升為大地主,自東漢初年以來,逐漸形成所謂“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姓族”(有名望的姓。稱士族為望族、姓族與稱豪強為大姓、豪姓形式上有些區別,實際都是豪強),散布在各州郡。這個士族即官僚集團,上起望族下至廣大學生,包括了地主階級的各個階層。特別是鯁直派官僚與名士在堅強地攻擊宦官中,造成一種很高的聲望,原來依靠外戚的上層豪強現在轉到官僚集團方面來,與官僚集團的上層結合成一體,這樣,官僚集團愈益擴大,成為代替外戚集團對抗宦官集團的主要力量。郭泰自洛陽歸太原,“衣冠諸儒”到黃河岸送行,車數千輛。這里所謂“衣冠”是指各種身分的官僚,所謂“諸儒”是指太學生一類的士人。范滂自獄中釋放回汝南,路過南陽,南陽士大夫迎接他,車數千輛。洛陽、南陽是貴族、豪強、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們這樣的尊崇,說明東漢末年,士族(即官僚集團)已經是統治階級的主要代表。宦官失敗以后,經過一番大混斗,士族對下層豪強以及一切所謂微賤人的壓迫權進一步確立了,同時也不需要提拔那些出身低級士族的名士來反對宦官了。剩下的一件事,就是士族內部按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也就是按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做官權。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官人法,就是這一件既成事實的法律規定。

          一六七年,漢桓帝死,漢靈帝(十二歲)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武掌朝政。竇武結合陳蕃、李膺等人,準備殺宦官。一六八年,宦官殺竇武、陳蕃,又殺逐所有竇、陳派的朝官,宦官權力達到了最高峰。前些時,太學生和全國士人共相標榜,給大名士三十二人(加三君為三十五人)立稱號。竇武(外戚)、陳蕃(官僚)、劉淑(宗室)三人稱三君,算是士人的首領。李膺等稱八俊(俊杰),郭泰、范滂等稱八顧(有德行),張儉、劉表等稱八及(能引導后進),度尚(農民起義的兇惡鎮壓者)等稱八廚(有錢救濟貧士)。地方名士也立稱號,如山陽郡有張儉為首的八俊、八顧、八及二十四人。竇武、陳蕃死后,漢靈帝大興黨獄,殺李膺、范滂等一百余人,禁錮六七百人,太學生被捕一千余人。黨人五服內親屬以及門生故吏凡有官職的人全部免官禁錮。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對士族的打擊是慘重的,內外官職幾乎全部被宦官集團占據了。一個富人孟佗,想得個官做。他和宦官張讓的管家奴交朋友,送管家奴很多財物,要管家奴當眾對他一拜。某日,孟佗去謁見張讓。張讓門前經常有求官人的車數百或千余輛,孟佗的車不能前進。管家奴率領一群蒼頭(低級奴)迎到路上拜孟佗,把他的車子抬進門去。求官人見了大驚,以為孟佗是張讓的好朋友,爭著送他珍寶。孟佗分出一部分送張讓,張讓很滿意,叫他做涼州刺史。一說,孟佗送張讓葡萄酒一斗,便得涼州刺史。不管孟佗怎樣取得刺史這個大官,宦官引用大批下層豪強來填補從士族那里奪得的官職則是事實。凡屬于宦官集團的大小官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貪如豺虎”(當然,不是說士族中沒有很多的豺虎)。宦官殺逐了黨人,但對士人還是有疑懼,他們想出一些辦法來,企圖加強自己的勢力。一七五年(熹平四年),漢靈帝命蔡邕寫定五經文字,刻石碑四十六塊立在太學講堂前(熹平石經)。五經文字與宦官本來毫不相干。因為太學生在太學爭考試等第的高下,往往鬧到官府里去爭訟。宦官早已被名士們議論政事嚇得發狂,亂殺一陣,現在這些太學生又來糾纏經學,擾攘不休,對宦官確是一種可厭的刺激。五經石碑一立,宦官得到清靜了。不過,太學生既然誦習經書作為議論的根據,想公然說出擁護宦官的議論來是困難的,因此宦官在太學以外,要另立一個太學。一七八年,漢靈帝立鴻都門學。這個皇帝親自創辦的太學里,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用文學藝術來對抗太學的腐朽經學。又為鴻都文學家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畫像題贊辭來對抗黨人們標榜的三十二大名士。學生考試及格,就給大官做,不及格也得個較小的官做。還有一些學生,漢靈帝命令三公州郡薦舉或征召來代替薦舉孝廉。宦官這樣做,覺得對士族的排斥還不夠徹底,因為鴻都學生雖然被士族稱為出身“微蔑”(極低微為蔑)、“斗筲小人”(不足道的人),到底還是讀書人,下層豪強不一定讀過書,想做官仍受到限制。

          漢靈帝和宦官們為了徹底排斥士族并滿足自己的無底囊,索性開一個叫做西園的官員交易所,標出官價公開賣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價貴一倍。各縣肥瘦不等,讓求官人估價投標,出價較高的人才能得標上任。定價以外,又看求官人身分及財產隨時加減,如名士崔烈半價買得一個司徒(定價一千萬錢)做,宦官曹騰(漢桓帝的宦官)的養子曹嵩家極富饒,買太尉出錢一萬萬,比定價貴十倍。又為優待主顧,擴充營業起見,允許先掛賒欠賬,到任后限期加倍還欠。又為盡快周轉以廣招徠起見,一個官上任不久,另派一個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官一月內甚至替換好幾次。官怕損失本錢又要大獲利錢,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緩。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饑不敢食”,賤價賣出自己僅有的一點谷物,讓新官一到就得錢,以免一家人性命不能保。漢靈帝和宦官覺得這樣做還是不夠,命令州郡送助軍(當時黃巾已起義)修宮錢,大郡多至二三千萬錢,最小的縣也不能免。送錢以外,還要“價買”木材石料,令州郡運送到京師。宦官派人點收,硬說材料不中用,只給價十分之一,轉手賣給商人,得十足價錢。有些材料根本不點收,讓州郡再送。人民在這一大群豺虎盜賊的吞噬下,逼得實在生路全絕,一八四年開始的黃巾大起義,雖然很快彼鎮壓下去,但農民仍到處起來反抗。當時宦官害怕黃巾起義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作內應,其余都召還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徒黨,準備退避。漢靈帝感到孤立,下詔赦免黨人,利用那些口頭上斥責宦官虐民自己似乎是同情農民的士族來鎮壓起義軍。經常宣稱“張常侍(張讓)是我的父親,趙常侍(趙忠)是我的母親”的漢靈帝開始覺得士族有用,質問宦官們說:你們總說黨人想造反,該殺該禁錮。現在黨人都給國家出力,你們反倒和黃巾通情,該殺不該殺!飽受宦官高壓的士族因此又得了勢。士族仇視宦官,更仇視農民起義,他們看到漢朝必亡,紛紛組織武力,等待割據稱雄的時機到來。

          一八九年,漢靈帝死,皇子劉辯繼位。何太后臨朝,何進掌朝政。社會下層(屠戶)出身的何進企圖依靠下層豪強的大豪強董卓殺宦官,不料宦官首先發動,殺死何進。士族大豪強袁紹起兵殺宦官二千余人,宦官全部殲滅。董卓引兵到洛陽,逐走袁紹,廢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漢獻帝。罪孽深重的外戚和宦官一起消滅了,東漢的朝廷實際上也消滅了。象征中央集權的朝廷已經消滅,豪強們便公開進行著瘋狂的武裝混斗,黑暗的東漢后期轉入了社會空前大破壞的分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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