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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一鞏固后對外擴展時期——西漢——前二○六年——二三年 西漢政治概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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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一鞏固后對外擴展時期——西漢——前二○六年——二三年 第一節西漢政治概狀 前二○二年,漢高帝劉邦戰勝項籍,受諸侯王推戴,做了皇帝,國號漢,都長安(陜西西安市西北),習慣上稱為前漢或西漢。

          漢高帝被推戴做皇帝的時候,漢朝廷直接統治的領土僅十五郡,其余土地都封給諸侯王,幾乎恢復了戰國時期的割據局面。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必要的,不這樣做,不能換得這些人的助攻項籍,不能換得這些人對漢皇帝名義的承認,也就不能換得統一與和平。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的漢高帝,在位七年,做著一件大事,那就是為與民休息準備各種條件。為了與民休息,漢高帝作出下列諸措施:建立制度——蕭何定津令,韓信定軍法,張蒼定歷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孫通定禮儀,漢朝制度很快建立起來,秦制度基本上變成漢制度。蕭何做相國,提倡儉樸,處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間歌頌他說,“蕭何為法,較(明)若畫一”。秦項大亂以后,人民飽受戰禍,窮苦已極,得在一定的律令下生活,自然感到寧靜,人人自安,難動搖了。

          招集官僚——漢高帝征召天下“賢士大夫”到京師,分派大小官職,給與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實了官僚機構,也免得失意謀亂。當時皇帝還配備不起四匹純一色的馬來駕車,有些將相大臣坐牛車,這種簡陋的生活,使一班得官得田宅的士人,滿意于自己的所得,不敢象秦官吏那樣貪虐。官吏少作一些惡,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壓抑商賈——秦時徭役繁興,商賈乘被征發人困急,重利盤剝,奪取田宅子女。被征發人前有服役死亡的危苦,后有商賈索債的壓迫,陳勝振臂一呼,天下響應,這是漢高帝親自看到的。戰爭期間,商賈操縱物價,任意踴騰(上漲),米一石貴至五千錢或一萬錢,馬一匹貴至一百金,人相食,餓死無數。商賈禍不比戰禍輕多少,這又是漢高帝親自看到的。他即帝位以后,令商賈不得著絲織衣服,不得攜帶兵器自衛,不得乘車騎馬,不得做官吏,商賈買饑民子女為奴婢,無償釋免,算賦比常人加倍。這種含有報復性的法令,使富商大賈受到懲罰。叛將陳豨軍中,將官都是舊商賈,足見有些商賈破產,挺而走險。商賈受罰,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對匈奴和親——秦漢間匈奴冒頓(音墨毒mòdú)單于(單音蟬chán)強盛,侵入漢朝邊地,最近處離漢都長安僅七百里。前二○○年,漢高帝親將大軍三十二萬人到平城(山西大同縣東),準備擊匈奴。冒頓率騎兵四十萬人圍困平城七日,漢兵不戰退回。自此匈奴更加強盛,經常入寇,破壞漢邊境。漢無力反擊,只好用和親策,求暫時的安寧。和親就是對匈奴忍辱退讓,但在當時卻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與上述諸措施同時,漢高帝又致力于戰爭的善后措施,獲得了社會各階層的滿意。

          功臣——從漢高帝起兵的功臣如曹參、周勃等人,沒有一個是猛將,也沒有一個敢于顯出大野心。漢高帝封這些文武功臣一百四十三人為侯,大侯食一萬戶,小侯食五、六百戶。侯國民事由朝廷派官吏管理,侯不得干與。侯是大地主不是領主,西漢前期,他們是朝廷的有力支持者。

          從軍吏卒——按功勞大小,從軍久暫,規定各種待遇:第七級爵公大夫以上食邑,第六級爵官大夫以下有加賜爵一級、世世復(世世免徭役)、復終身、復十二年、復六年、免戶賦等優待,又有向地方官吏領取田宅及應用器物的權利。食邑的吏卒顯然轉化為地主,免役的吏卒得到田宅,也有可能轉化為地主。

          普通民眾——勸告流亡民眾歸還故鄉,領取原有田宅。定田租(征收實物菽與粟)每年十五稅一。庶民生育子女,免徭役兩年。戰爭中土地大量荒廢,農民在輕稅下,可以按人力多少開辟荒地。

          奴婢——陳勝起義軍中有呂臣率領的蒼頭軍。秦時呼奴隸為蒼頭,蒼頭軍顯然是奴隸起義軍。陳勝敗后,呂臣歸附項梁,做楚國司徒,這說明蒼頭軍是一支有力的軍隊。蒼頭軍教訓了奴隸主,漢高帝即位,便下令:凡庶民因饑餓窮困賣身為奴婢者一律釋免,恢復庶民身分。前一九二年(漢惠帝三年)征發王國侯國徒隸二萬人筑長安城。徒是罪人,隸是奴隸,想見釋放奴隸后,奴隸數量確已減少。

          醫治戰爭創傷,歸根只是減輕一些租稅與徭役。農民起義,付出大量生命財物,才取得統治階級的這些讓步,代價是很高的。但是,不付出這個代價,農民便活不下去。只有用高價換得了這些讓步,社會生產才能緩慢地恢復并發展起來。

          在封建社會里,領主割據勢力常是大亂的一個發動者。特別是漢初,割據勢力比中央集權的力量大。漢高帝把割據勢力削弱了,這是他政治上的大成功。

          消滅異姓王——漢高帝垓下戰勝,主要依靠韓信、彭越、英布三個猛將的會師。項籍死后,當時據地稱王的人有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韓國貴族)、長沙王吳芮(音銳ruì)、趙王張敖、燕王臧荼、閩越王無諸(越王勾踐后裔)、南粵王趙佗。這些異姓王除了吳芮、無諸、趙佗三人在本國內起著保境安民的作用,其余都是統一的障礙。漢高帝采用各種方式,數年間把障礙各個消滅。楚王韓信被廢后叫冤說:“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韓信這一類野心家自以為有大功,應當割地稱王,但從人民要求統一的觀點看來,不消滅這些割據者,即使希望戰禍暫停也是不可能的。漢高帝殺功臣,客觀上符合人民的利益,因為人民迫切需要休息。

          分封同姓王——新起的漢朝廷,實力不能通達到全國,有必要分封諸王。漢高帝一面消滅異姓王,一面陸續封兒子劉肥為齊王、劉長為淮南王、劉建為燕王、劉如意為趙王、劉恢為梁王、劉恒為代王、劉友為淮陽王,又封弟劉交為楚王,侄劉濞為吳王。這些王國的重要官吏是漢朝廷派遣去的,法令也是漢朝廷制定的,諸王多是幼童,在封地內權力遠不如異姓王那樣大,漢朝廷因此有時間來充實自己的統治力,到一定時期消滅這些半割據的同姓王國。

          遷徙豪強——秦始皇遷徙山東豪富到關中,企圖鏟除領主殘余勢力。秦項戰亂中,證明山東豪富仍擁有強大的實力。漢高帝遷徙六國國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齊國田氏、楚國昭氏、屈氏、景氏、懷氏五大族共十余萬人入關,給與好田宅,使在關中建立新家業。山東舊豪強被遷徙,新豪強還沒有興起的空隙間,人民獲得休息的機會。

          漢高帝在位七年,規定與民休息的政治方針,給盛大的漢朝奠定了基礎。

          在漢高帝奠定的基礎上,西漢一朝發展與衰落可分為前、中、后三個時期。

          前期(前一九四年——漢惠帝元年至前一四一年——漢景帝后三年,凡五十四年)漢惠帝用曹參為相國。曹參師事道家大師蓋公(蓋音葛gě),一切遵守蕭何所定法令,實行清靜無為與民休息的政治。西漢前期黃老刑名之學在政治上居指導地位,秦項大亂以后,這種政治思想確是適合全社會的需要,特別是農民,更感到統治者清靜無為的必要。

          戰國時期,到處是萬戶大邑。經秦朝殘酷的剝削與八年戰爭的破壞,再加大饑荒,人相食,漢初萬戶大邑存留不過二三千戶,人口可驚的減耗了。漢惠帝兩次筑長安城,征發附近六百里內男女夫役,每次都只有十四萬五、六千人。京師附近人口如此稀疏,其他地方可以推想。漢景帝時中原地區戶口一般增加一倍至三、四倍,大體上恢復戰國時人口。吳是南方大國,有縣五十三。前一五四年,吳王劉濞反叛,征發全國六十二歲以下,十四歲以上男子,僅得二十余萬人,平均一縣約四千人,足見較遠地區仍是荒涼景象。從人口恢復的遲緩看來,人民要求休息將是何等的迫切。

          漢惠帝獎勵人口增殖與土地開墾,令民女十五歲至三十歲不出嫁,分五等罰錢。又免力田人徭役終身。漢文帝是著名節儉的皇帝。他親耕藉田,提倡農耕,免收天下農田租稅凡十二年。漢景帝即位,收民田半租。漢高帝定租率,十五稅一,半租是三十稅一,這確是極輕的租稅。西漢在文、景兩個皇帝統治下,前后三十九年,終于獲致了超過戰國時期的經濟繁榮。

          三十稅一制,鼓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戰后廣大荒地逐漸被開墾出來,流亡戶也逐漸回到故鄉來。擁有小塊耕地的農民,占農民戶口中的極大多數,這是西漢前期社會繁榮的真實基礎。

          三十稅一制也鼓勵了商賈、地主兼并農民的積極性。商賈地主使用操縱物價,放高利貸等方法,奪取農民的田宅,奪取農民的子女和農民本身做奴隸。隨著兼并的逐漸盛行,各地方都出現豪強勢力。《史記·貨殖傳》所說的“素封”與所謂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縣,下富霸一鄉一里,就是割據性的大小豪強。西漢后期直到南北朝,豪強常是影響政治的一個嚴重力量。西漢前期開始成為兩漢定制的三十稅一制應是造成豪強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

          西漢前期對匈奴和親,避免大戰爭,再加田租輕微,徭役較少,農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繁榮了。但享受繁榮之果的人,不是農民而是以皇帝為首的地主和商賈。漢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倉里裝滿了糧食,庫里裝滿了銅錢。朝廷所藏的錢,積累到好幾百萬萬,錢串子爛了,散錢無法計算。朝廷所藏的糧食,新舊堆積,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讓它腐爛。朝廷有六個大馬苑,養馬三十萬匹。民間富人家家養馬,騎母馬出門自覺慚愧。管里門的小卒得吃好飯肥肉。吏任職久長,往往做一輩子。有些官很少調動,世代做下去,官號竟成了姓氏。如管倉的官姓了倉,管庾的官姓了庾。上層統治者自宗室、封君、公卿、大夫以至一般官吏,奢侈安樂,不受法令限制;下層統治者民間豪強,不借官位,專憑暴力,在地方上武斷鄉曲,兼并土地。實行清靜無為政治的結果,使整個統治階級過著極其饒富的生活。

          半割據的諸王國,經五、六十年休息,統治者也很富強了。吳王劉濞采銅鑄錢,與漢皇帝有同樣富力。前一五四年,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國王聯兵反叛,漢大將周亞夫擊敗七國叛軍,滅諸國。此后,朝廷制定更嚴格的制度,皇子受封為王,只是征收租稅,不管政事,王國與侯國無異。七國的滅亡,結束了四周以來合法的諸侯割據制度,加強了西漢朝廷中央集權的力量,漢朝確是統一了。經濟繁榮與全國統一,使統治者改變政治方針,自與民休息的前期轉入用盡民力的中期。

          中期(前一四○年——漢武帝建元元年至前四九年——漢宣帝黃龍元年,凡九十二年)

          漢武帝憑借前期所積累的財富與漢景帝所完成的全國統一,再加上本人雄材大略的特性與在位五十四年的長久時間,對外用兵,擴張疆土,對內興作,多所創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無為政治,改變為以儒家學說為裝飾的多欲政治。通過漢武帝,農民付出“海內虛耗,人口減半”的代價,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西漢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經學家大政論家董仲舒,大史學家司馬遷,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大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大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大農學家趙過,大探險家張騫,以及民間詩人所創作經大音樂家李延年協律的樂府歌詩,集中出現在漢武帝時期。這是歷史上非常燦爛的一個時期,漢武帝就是這個燦爛時期的總代表。

          西漢前期,農民與地主間的階級矛盾,一般說,還沒有發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與商賈間矛盾也是和緩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對外不用兵。漢武帝對外連年大用兵,戰爭使國內各種矛盾都激化起來。

          受戰爭影響最深重的自然是農民。漢武帝為取得大量財物,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田三十畝按一百畝征收租稅,口錢二十改為二十三,七歲起算改為三歲起算(漢制,民年七歲至十四歲每人每年納口錢二十),貧民生子多殺死。農民窮困破產,富人乘機大掠奪。董仲舒說:富人擁有大片田地,窮人連放個錐尖的地方也沒有。富人霸占山林川澤,獨享利益,放縱淫侈,一個邑里就有皇帝,一個里里就有公侯,小民怎能不困窮。這種邑皇帝、里公侯大小豪強是朝廷助長的,但也不利于朝廷。豪強勢力的過度擴大,引起了朝廷與豪強間嚴重的沖突。

          董仲舒所說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無市籍的地主,特別是地主中的豪強。他們盡量集中土地,役使貧民,掠奪奴隸,損害了朝廷的收入和權力。漢武帝為加強統治,分全國為十三部(州),每部派一刺史,按照六條查問郡縣。第一條就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超過制度),以強凌弱,以眾暴寡”。看來好象是懲罰豪強,保護貧弱,實際效力卻極有限。漢武帝又允許非常剛強所謂“酷吏”的郡守,殺戮某些豪強及其徒黨,借以抑制豪強的過度橫行。酷吏之一的寧成,革官回家,發誓說,做官不到二千石,經商不到黃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租(強占)得水田一千多頃,雇(奴役)得貧民數千家,不多幾年,積錢數千萬。人都怕他,說,寧愿碰見母老虎,不要碰見寧成發怒。這說明除去一些例外,酷吏就是做官的豪強,豪強就是不做官的酷吏,歸根都是吃農民的母老虎。

          董仲舒所說的富人,其中一部分是有市籍(商賈)的地主,特別是商賈中的豪強。商賈剝削農民,最普遍的形式是放高利貸。還有壟斷農民必需品的鑄錢商和鹽鐵商,這些大商賈積錢往往多至黃金一萬斤。商賈不僅剝削農民,有時也剝削地主,如囤積貴族或官府的需用品,使貴族或官府不得不低頭,滿足商賈的要求。在市上是商賈,到鄉間便成地主。這和放高利貸的無市籍地主,行為上并無區別,不過地主沒有市籍,可以做官吏,商賈有市籍,不得做官吏,實際上他們都是地主也都是商賈。因為商賈豪強長于經營,積累財產比地主豪強更多,對朝廷的損害,也比地主豪強為大。漢武帝用沒收財產的辦法,沉重地打擊了商賈,使中等以上商賈多數破產。商賈從農民奪得大量奴隸、田宅和錢財,一轉手便成了朝廷的收入。

          漢武帝自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至前八九年(征和四年),進行長期的對外戰爭,巨大軍費都由農民負擔。農民在朝廷與富人雙重剝削下,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進行小規模的武裝反抗,但還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漢武帝打擊了一部分地主豪強和大部分商賈豪強,這些都是農民所痛恨的,階級矛盾因而發生一定的弛緩狀態。漢武帝在臨死前三年,表示對戰爭的懺悔,下詔說,今天的要務在于力農。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用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農具和技術。這樣,渴望休息的廣大農民,開始穩定下來,漢朝統治也就轉危為安。

          漢昭帝復行無為政治,與民休息,流亡農民逐漸回到故鄉來。漢宣帝通達黃老刑名之學,整頓吏治,考核實效,農業又呈興盛氣象。前五二年(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音耶yé)單于稱臣降服,對外戰爭停止,西漢極盛時期達到了頂點,由此轉入衰亡時期。

           后期(前四八年——漢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八年——孺子嬰初始元年,凡五十六年)

           經漢昭帝漢宣帝三十八年的與民休息和牛犁耕作法的繼續推廣,農業生產恢復并提高了,同時豪強勢力也恢復并提高了。漢元帝時,中央權力開始衰弱,外戚、宗室、公主、王、侯、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權力的人,盛行兼并,成為新得勢的上層豪強,原來的地主豪強商賈豪強,政治上勢力較弱,成為下層豪強。上下層豪強在兼并土地掠奪奴隸時,存在著矛盾,在破壞中央集權時,則是起著一致的作用。上層豪強的代表外戚王莽,用欺騙農民,打擊下層豪強的方法,企圖解決當時緊張已極的階級矛盾,當然,王莽是不可能解決矛盾的。

          西漢政治有三個時期的變化,與政治相適應的學術思想也有三個變化。前期行黃老刑名之學,符合與民休息的社會需要。中期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謂儒學,就是儒學為主、刑名學為輔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學。《公羊》學的盛行,說明多欲政治代替了前期的無為政治。后期行純儒學。所謂純儒學,就是依據孔子所傳在周天子統治下承認封建割據合法存在的原始儒家思想,其中以提倡寬柔溫厚的《詩》學為最盛行。這正是中央集權衰弱豪強割據勢力興起的反映。漢宣帝教訓漢元帝說:我們漢家的制度,一向雜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學西周政治用純儒學呢!亂我漢家制度的一定是你了。

          純儒學政治使上下層豪強得到兼并的便利,連漢宣帝設立的常平倉,也因儒生說是朝廷不要與民爭利,被漢元帝取消了。儒生所謂民就是屬于下層豪強的商賈和地主。朝廷不要與下層豪強爭剝削農民的權利,就是純儒學的政治主張。

          鮑宣給漢哀帝上書說,當今農民有七種損喪:水災旱災,一損喪;朝廷橫征暴斂,二損喪;官吏假公濟私,貪得無厭,三損喪;豪強大姓,兼并不止,四損喪;徭役繁多,農桑失時,五損喪;主管鄉里的人鳴起鼓來,農民不分男女,都得拋棄作業,趕到路上去搜捕盜賊,六損喪;盜賊掠奪農民財物,七損喪。單是七種損喪還好,更有七條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罰苛刻,二死路;冤獄陷害無罪人,三死路;盜賊橫行,四死路;報怨尋仇,互相殺害,五死路;饑餓無救,六死路;時疫流行,七死路。農民有七種損喪,又有七條死路,歸根都是公、卿、守(郡守)、相(王國相)貪殘成風的緣故。鮑宣這些話,絲毫也不能阻止上下層豪強的肆意兼并。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無限增加,不得解決,西漢滅亡就無可避免。怎樣求得解決呢?漢哀帝用求天求鬼神的方法。漢成帝時方士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說是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來教給他的。大意是漢家該改元變號,重新受一次天命。漢哀帝信從甘忠可的妖術,改建平二年(前五年)為太初元年,改帝號為陳圣劉太平皇帝。恢復前代一切已廢的神祠凡七百余所,一年祭神三萬七千次。這個方法失敗了,王莽使用一部分豪強打擊其他部分豪強的方法又失敗了。最后農民大起義推倒了王莽的統治,才獲得一些微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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